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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富天下-席代岳:用译著呈现西方文化之根

  发布时间:2020-01-11 16:37:05

暴富天下-席代岳:用译著呈现西方文化之根

暴富天下,席代岳 资料图

  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,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,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,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

 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

  1998年,年近六旬的席代岳退休,之后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,并且以西方古典学著作为主。迄今为止,他已经翻译出版了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《希腊罗马英豪列传》《普鲁塔克札记》等译作,最新翻译完成的译作是五卷本的《希腊史纲》。

  席代岳选书翻译的原则有三条:一是国内没有译本,二是西洋的经典,三是字数要在150万字以上,最少要能编成三大册。迄今为止,席代岳在20年时间里翻译了接近1000万字的著作,尽管国内学界和读者对他的译文质量存在一些争论,但毋庸讳言,这些译作大大方便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和一般读者的阅读,其开创之功更不可埋没。前不久,他接受了《法治周末》的专访。

  我在翻译时,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

  法治周末:说到翻译,人们总是强调信达雅。但有时,这三者很难达成统一,有时候为了追求信,就顾不上雅和达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

  席代岳:做翻译第一是要信,绝对要忠于原著,你不能自己来篡改作者的意思,或者否决、扭曲作者的意思。现在有很多译著无法忠于原著,就因为译者认为很多很难翻译的东西,就干脆省略掉了。翻译是个很苦的活儿,要找资料。但是我敢讲,我所有的翻译,没有漏掉一句——这个信,我是守得住的。雅,那就是看你文学的基础了。达,那是编辑的过程。

  比如,我们翻译古代史,与现代历史有最大不同。像希腊时代那些著作,翻译好了以后,一定要重新分段。原作每一章都很长,句子也很长,不适合现代人的读法,所以,要把语言重新整理,但还是有部分失真。

  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洋的文学,犯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呢?西化文字太多。上世纪,中国大陆有很多翻译很呆板、很僵硬、很枯燥,就是因为西化的文字太多。比如,一个很简单的单词but(但是),在英文里面,它很重要而且经常出现。但在许多情况下,中文里是不用的,如果用就变得很啰嗦、很琐碎。诸如此类,我在翻译时,统统把它们删掉。

  法治周末:很多翻译家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翻译风格,比如,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,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,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等。应该说,他们翻译的风格得到了大家公认。那么,您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?

  席代岳:大师有风格,但很难说我有什么风格。文字的运用有它的时代性,比如,莎士比亚,从原文来看,朱生豪有的地方是意译,梁实秋的翻译就很吻合。

  但不管他们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得多好,我们都不能拿它来演,否则就不伦不类了。因为我们中国人演的戏剧,与中国文字有关。我们出来唱定场诗,跟他的诗不一样。

  戏剧有它的风格,所有文学都有它的风格,但是风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,它也是随着时代来变的。比如,年轻时候的风格可以开放一点,受的约束小一点,等到慢慢年纪大了,约束就越来越多了。自我的认知够了以后,有很多地方他就不会那么开放了,当然也会做修正。我觉得,风格主要还是用字谴词上。我们尽量把词句不要搞得那么琐碎、啰嗦。而且人家看了以后,还得有余味,不是说你把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,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

  别人翻译得好的句子,我引用有何不妥

  法治周末: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第一版是2004年出版,后来2014年您修订了一次。您后来说,修订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重新翻译了,您花了很大的工夫。从初译本到修订本,您在翻译上有哪些心得?

  席代岳:知识是累积的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帮助内人翻译了很多法律方面的资料。几年时间,我翻译了二十几种法,这对我影响很大。

  我认为,对任何一个翻译而言,常识太重要了。也就是说,一定要读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才能做翻译。比如说,我翻译《普鲁塔克札记》,里面就牵涉到数学问题,比如,等比级数、等差级数、调和级数等。如果对数学不了解,根本没法翻译。

  因为我到美国读过应用数学研究所,所以我现在的数学很好。翻译一定要视野开阔,要大量读书,读不同的书,这样的翻译才不会出问题。

  法治周末:您在翻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成语,也曾引发了一些争议,我们想听听您的想法。

  席代岳:评论的东西我从来不看,为什么呢?看到说“好”的,自己也不会高兴;看到说“不好”的,心里就很不爽。作品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,明明知道自己的儿女是个笨蛋,你要说不聪明,我就不高兴。但是有很多东西当然是见仁见智的,我在翻译《希腊罗马英豪列传》时,里面说两个人关系很好,我译成“他们犹如管鲍”。

  有人说,你用管鲍干什么,西洋哪有管鲍?但我这么翻译是给中国人看,所以才用了管鲍。凡是牵涉到人的成语就容易有争论,牵涉到物、心理状态或者其他,争议就很少。中西方有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,之所以会有争议,多是因为习惯问题。

  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,最好从60岁以后开始

  法治周末:回顾您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历程,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的翻译完成之后,您又花了7年时间译成《希腊罗马英豪列传》和《普鲁塔克札记》,然后又出版了《希腊史纲》。您对西方古典学的兴趣来自哪里?

  席代岳:我对战史特别感兴趣,之前读过几百本这方面的书,可以说,我对战史的了解是非常深入。这里面最深入的部分,第一部分就是二次大战史、欧洲战争史。第二部分就是希腊罗马有关的战史。 退休以后,我的孩子去美国读大学,我在美国没有事干,就开始做翻译。这时我就打定主意,第一,我一定要翻译过去没有人翻译过的东西;第二,我希望翻译流传时间比较久的东西——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来翻译,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,我是要打发时间,我是纯粹出于爱好才做翻译的。

  从2000年开始,到现在我翻译了18年。我算了一下,我现在出版的书是22本,总字数大概一千万字。喜欢做这些事情,愿意一天花十几个钟头来做,日积月累当然就有成就了。

  另外,出版界的人很支持我。我翻译的东西是要给全部的中国人来看的,让我们中国人更了解西方历史,了解西方历史的根源,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,而西方文化的根源就是希腊罗马。

  雅典的民主、罗马的法治,一直到现在还被不少人奉为圭臬,但是这个民主是不是很好的民主呢?不见得。这个法治是不是合理的法治?也不见得。而且不管希腊还是罗马,他们始终有优越的民族性,白人现在还在坚持。

  所以,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,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,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,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我们过去对西方世界,尤其是白人的西方世界,抱着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,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,我们要去了解他们文化的根源。

  法治周末:以一人之力翻译大部头的著作,应该有很大的挑战。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心得?

  席代岳:在电脑普及以后,很多翻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比如,很多不明白的名词,用电脑可以快速找到解释。但是人名地名,一定要自己掌握,如果这个方面不掌握好,那就没办法了。好在我对地理非常了解,比如,湖南四周的几个省包括广西、广东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、湖北,几乎每个省市我都知道。我对中国地理很熟,对世界地理也很熟。

  另外,翻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锲而不舍,但也不要因为“翻不下去”就停在那里。遇到最难的句子,要跳过去再回头。还有,翻译还要多找几个版本的书,找书是很麻烦的,愿意去找才找得到。

  我翻译普鲁塔克的《希腊罗马英豪列传》,找了两个版本的书。一个版本很好找,另外一个就费了很大的劲。但是,在看了难找的这一本之后,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以我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个人经验来说,没到一定的年龄最好不要去翻译这类著作,因为你读的书不够多,阅历也不够。到60岁以后,就可以翻译这类著作了。

  责编:高恒涛